一个延续了百余年的伪命题

“科学”还是“人文”，这是近百年来争执不休的话题，尤其在中国医界。它是近代中国海禁开放后，社会剧变、政策频繁迭替，以及中外学术猛烈碰撞时所派生出的“新难题”。

中国伦理学奠基者、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1认为：就其源头说“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德国出现所谓价值学思潮，如西南学派，以及精神历史学派如狄尔泰、李凯尔特、倭伊铿等，则将文化科学（人文）与自然科学（科学）对立起来。”其实，科学与人文都隶属于文化。很多情况下，人文等同于文化。只是笼统称谓的文化范围广得多，涵盖一切人类自我创造的东西（包括科学）。而科学则有广狭义之分。“科学与文化，好似是同一树上的花与叶，看来其之间的关系，不应该有大争论。”周教授指出：“狭义，认为研究自然界是科学；而研究人生问题或精神问题，则不能形成科学。或者说，不能采取自然科学方法，因而无因果规律可言。过去，所谓科学与人生观（或玄学）的论战，即集中辩论这问题。”其实“争论什么‘中体西用’‘西体中用’等类‘翻来覆去’的比较问题，没有必要”。“科学与文化，物质与精神，既然‘本是同根生’，从历史上说‘先有文化，后有科学’或‘先有科学，后有文化’也都是用不着争论的。”因为“整个运动着的宇宙，整个活动的人生，内与外，物质与精神，总是常常结合在一起进行。”科学与人文，“西方人称这种关系为辩证关系，中国人称之为阴阳关系，”两者都是同根生的，何必把它们区隔对立开来？即便是在狭义的科学领域（指符合物理学形态的知识体系），两者关系也难以断然区分。薛定谔提出“薛定谔的猫”，强调猫的生死状态还取决于观察者主体情况。站在生命科学最前沿的施一公院士认为“人就是一个薛定谔方程”2。因此，医学同样如此。从哲学高度，笔者赞同此见解，认为强行区分，实为另有难言苦衷。

医学本为网络状系统，赖诸多因素而成“合力”

众所周知，医学很特殊，完全不同于一般学科。至少它不是单一学科，而是一组学科群。韩启德院士在《医学是什么》中认为医学至少包括“科学属性、人文属性、社会属性”，并涉及美德的伦理属性、基于科技的诊疗艺术、重视经验的“主观标准”，还需兼顾心理特点及社会资本等的影响等3。笔者主编国家规划教材《中医学导论》时强调：中西医学都是科学、技术、技艺、哲学和仁术等的融合体，它不仅是一大类知识和技术体系，还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、一类生活方式，也是一种社会建制，是庞杂的融合体。其虽庞杂，但核心目的明确：满足人们对康寿和增悦（解痛增乐）的需求4。因此，要截然区分科学与人文，理清其“楚河汉界”，勉为其难。

医学的各种知识技巧之间呈现为网络状错综关系，或曰科学人文你我交融。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研究中，我们就价值观层次，揭示了中医学相应体系的多个关联层次5：自然观是基础，涉及对世界本然的纲要性认识；生态观其次，偏于从生存环境/生态系统以考察人的生命及其活动，强调内外和自然各个因素都与生命休戚相关；生命观又其次，是中医学核心内容，体现出中国传统生命科学认识，包括生死观、形神观、康寿观、养生观等，以及对生命所包含的诸多不解之谜（如经络现象）之认识；生活观再次之，它是生命观的“落地”，因为生命只有活着才有意义。考虑到医学是一种生活方式，需思考该怎么活？今天的生活方式病独占鳌头，更突显怎么活之重要性。最后，是医学哲学与道德观，这些，系学科属性所致，有专门所指，不作赘述。而这些庞杂的知识体系，统统指向康寿与增悦，《尚书》中后者被简单概括为“康宁”（康寿安宁）（图1）。可以说康宁是中医学（古称“卫生”）孜孜以求的目标，也是生活/生命之目的和价值指向，且是整个价值链之终端5。或曰牵一发动全身之医学灵魂。因此，助芸芸大众恪守康宁，成了医学义不容辞的职责，也是医学宗旨及核心价值所在。

图1 中医学核心价值网络结构之“合力”关系图

是医学“合力”，发挥着叠加的综合效应

众所周知，恩格斯在回答是经济、还是个人意识创造历史时，提出著名的“历史合力”说，认为历史是诸多合力协同下创造的，并发表了相关名论6。兹认为可改写如下：“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因素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，而其中每一个因素，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，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。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，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，即医疗的效果；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、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。”医学融合体中“每一个单一因素……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，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，一个总的合力”，“每个因素都对合力有所贡献，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。”